坦白说，在来之前，由于已经见识过了宁卫民和松本庆子在日本举行的婚礼，姚培芳对于宁卫民召集剧组来京拍摄是心里存疑的。
她认为再怎么样，京城的婚礼场面也不会比他们在日本的婚礼更豪华，更铺张了。
毕竟京城的条件太过落后，绝没有比日本东京更好的高级宾馆了。
那有什么可拍的呢？
但实际上却不然。
首先是婚礼的场地就足以让她吃惊。
做为一个沪海姑娘，姚培芳原本就对京城了解不多。
她对于京城的了解仅限于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最深的体会就是京城的古建筑讲究对称工整，占地面积大，震撼人心的是皇家气派。
但要论情趣和浪漫，生活情趣，却远不如江南。
都别说苏杭的园林了，像她们沪海的豫园，三步一景，景随步移。
在设计精巧和曲径通幽上，京城就没有一家私人庭院可比。
然而当她踏入芸园的一刻起，她的这种成见便随之瓦解了。
因为在同行的剧组成员们为之惊叹的时候，她就逐渐发现，虽然芸园的面积比起豫园还要小一些，但西边的花园部分很有特色。
这里的假山、水池以不同形式遍布全园，花木扶疏，别有情趣。
主人精心营造，采用叠石、树丛、水池、花篱、曲廊、月亮门等“换景”手法，从而产生无限空间的感觉，呈现除了无限的生活情趣。
尤其是东边的大戏楼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必须要说，这还是所有剧组成员，包括她第一次看见，在一处私宅之中，居然还藏着可以自娱自乐的戏楼，这点可实实在在超过了豫园。
就连国人所熟悉的日本演员――大岛茂的扮演者宇津井健，还有山口百惠的丈夫三浦友和都看傻了眼。
他们忍不住讯问旁人“你们也都看到了吧？这是真的戏院吧？真的能演出的？”
要知道他们这两个知名的日本演员，一个是成名较早，见多识广，世界各地都去过的。
另一个前几年和山口百惠举行的盛大婚礼，十分隆重。
耗资过亿日元奢华程度轰动了整个亚洲。
连他们二人都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此处的豪阔，由此可见一斑。
再加上这样的庭院居然是可以住人的。
无论自来水、抽水马桶、浴室、电灯、地板、瓷砖、吊灯、马赛克等全都有，很多装修材料甚至都是专门从外国进口的。
从实用上和体验上论，就更让姚培芳增加了深刻的印象。
不能不由衷的感叹，原来京城也有在情趣和浪漫上丝毫不属于江南的庭院和园林，自己过去的想法还真是局限了。
其次，场地的布置，则更让人开眼。
别说日本人没见过京城的棚彩了，就是姚培芳这个长在红旗下的华夏儿女也一样头一次见。
要知道，京城的棚彩两行是上下工序的关系，彩饰是以棚为基础的，实际上应该同属一行。
而论本质始终是为人生礼俗服务的。
说白了，过去的夏天京城人必不可少凉棚，虽然是刚需，但其实在棚行的业务中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实用性业务。
赚头不大，也就管个温饱。
这两行的人真要指着挣钱的，还得靠办事，也就是婚丧嫁娶。
进一步说，棚彩行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经济情况的升降而兴衰的。
在五十年代号召移风易俗之前，过去的人都重礼仪，讲排场。
每遇婚丧嫁娶，升官进爵，孩子满月或老人做寿，必当光耀门庭的大事来办。
富有之家自不必说，就是贫寒之户，砸锅卖铁，借贷典当，也要在亲族和邻里之间，在社会上表现一番。
所以基于此，京城的棚彩行业经过明清至民国初年，几乎一直是大兴特兴的黄金年代。
几百年不断传承丰富的行业经验，让棚彩行业成了京城民间炫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你搭三层的彩楼那我就五层，你把院子包上，那我干脆搭满整条胡同，然后还得再弄个过街楼，就看谁有钱谁舍得糟践。
如此长久下来，京城的棚彩行业不但发展出了诸多的讲究和门道，而且无论多么奇技淫巧的东西几乎都能搭出来，其丰富性远超常人的想象。
从而让京城的棚彩行一直独秀，有别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大棚。
就比如说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
当年在中南海的万字楼院内，他就让人仿清宫钦安殿的形式，扎起一座彩殿，共八十一间。
准备在即位时在这里接受朝贺，加封天下。
这项彩子活是隆福寺隆顺彩局经理田五、田福海和工头张春山承包的。
他们为了运动这项官活，走了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门子。
这座彩殿工程浩大。
殿顶是五条脊，前后左右出燕翅，掐纵瓦垄，檐口上左右有兽头五个，大脊两端安大兽头，谓之“吻”。
柱子上是以绸子纵出的盘龙抱柱。
殿座是木工活犀牛座式的木垫台，外面漆白漆，有台阶三级带扶手。
殿前部是大窗户隔扇，用绸条拉出灯笼锦的花纹，带大玻璃。
殿内的柱子一律用红缎包裹，绿绸围纵的龙身盘绕，龙头龙尾是上了色的盔头活。
天花板先用竹竿做成八个方形的骨架，再用红、绿、紫三色绸缎掐纵坐龙一条。
殿的上方中部为“天井”，用木架做成，上安五彩玻璃，带电灯。
而为了让“袁大头”本人满意，把银的“袁大头”顺顺利利挣到手。
当时的隆顺彩局共约了京城八十三位手艺高明的棚彩匠。
还从前外华泰电料行请了三十三名电工。
除了管饭之外，每人还开出了日夜工资八块大洋的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