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由校收到朝鲜发来的国书时，已经是是七月十三日了。朝鲜派使者携国书从海路到达山东登莱（今蓬莱），从陆路行至德州，再从运河北上抵达大明京师。
但早在朝鲜使者到来之前，朱由校就已经对朝鲜目前的局势有了大概的了解，毕竟锦衣卫的效率要比朝鲜的官员快得多，作为政变的主导者，锦衣卫早就将详细的情报送到了朱由校的眼前。
看着锦衣卫送来的报告，朱由校觉得十分欣慰。目前，朱由校所有的预计目标都实现了：与大明离心离德的旧政权被推翻了，亲明新的政权已经建立并且控制住了局势，而锦衣卫也成功的“领导”了新政权高层；可以说锦衣卫这次的行动十分速度，干净利落，而且成本极低，其中最大的两项开支，一是招募千名“义士”，一人一吊钱；另一项就是花了50两银子雇佣了一个病的很重、但有父母子女要养的男人扮成儒生的样子，去朝鲜王城前“表演”。
做这种事，一定是会下地狱的，但这很值得。
朝鲜的使者目前被安排在四夷馆中，并没有马上就得到朱由校的召见；不过国书倒是已经出现在了朱由校的桌子上，而他也正在阅读。
虽然朱由校已经对朝鲜政局的情况有了解，但他对朝鲜国书的具体内容还是十分的好奇。
“自古以来，君主务叙彝伦、立经纪、奉宗庙、安黎庶；而今光海君李珲本性恶劣，并无仁君之相……李珲废母杀弟、杀兄、侄、庶母、屡兴冤狱，疏远老臣、卖官鬻爵，撤毁民宅而大兴土木，重科厚敛，至使民生涂炭……民间有歌以讽之，曰：“孰谓清时?今亦昏时。昔在昏时，爵人以贿。今在清时，爵人以私!“……如此一来朝鲜之宗社危矣。
且皇朝（大明）与我（朝鲜）情如父子，有再造之恩；而光海君李珲里通后金光，杀害琉球世子，使朝鲜沦为禽兽之国。
李珲失政，灭天理、斁人伦，上以得罪于皇朝，下以结怨于万姓，唯有废黜一道……今有绫阳君李倧，可继大统……且朝鲜国内暗潮汹涌，请皇朝出兵以协助……”
随着朝鲜政变的消息传来，大明的朝堂上也热闹了起来。
事实上，明朝大臣们对此普遍的第一反应是“篡逆“，认为李珲是经过明廷册封的合法国王，李倧不经明朝许可就擅自取代李珲，是挑战明朝权威之举，就算李珲有罪，正确程序也是先由太妃上奏明廷，再由明廷定夺其废立，甚至有人提出了“声罪致讨“的强硬主张，大部分明朝言官也要求问罪朝鲜。
登莱巡抚袁可立甚至上书称:“夫珲既奉命为王，则该国之君也。倧虽亲，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宜倒置?乃云讨平昏乱，何其敢于无君?……当遣使宣勑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晓然，知君不可易，乱不可长，亟讨篡逆之罪，复已废之主。大伦大法，犹不致废……俾华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焉弄兵。以固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议。”要求出兵讨伐。
但是当朝鲜国书的详细内容被揭露之后，尤其是大臣们知道朝鲜请求大明派来官员帮忙“处理政务”、且派遣军队军队“稳定内务”后，大明的官员们就立马的转移了舆论的注意力，除了一些不知死活的言官外已经没有人在谈论这件事。
如此巨大的利益，自然已经足够让大臣们改变立场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不久前都是明确表示过反对的，如果马上就转变态度的话，那就实在是太打自己的脸了，其效果就像在现代看某些报纸的合订版一样。于是，大臣们选择了沉默，对这件事进行了冷处理实际降温，并且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的问题上，转移了舆论的关注。现在依然对这件事咬着不放的，只有那些从来不考虑国家利益、只思考自己的名声，而是让仁义道德蒙蔽了头脑而又认不清形式的死脑筋罢了，完全没有任何值得留意的。
于是，天启二年七月二十日，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大明正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
但在究竟派遣那些大臣去朝鲜，以及到底要派多少兵力的时候，朝廷的言论又发生了分歧：首先，一文一武的配置是肯定，为了彻底的保持对朝鲜的控制，并且防止后金的入侵，一定得派一名善守的武将，你有需要一名文臣去制约他，防止其自立；而派遣士兵的数量也很讲究，太少不足以达到牵制后金的目的，太多又容易造成财政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