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兄弟，运河上那些是什么船，你却不知道的？”船夫问道。杨吉来时也没听说河上还有其他船只，便摇摇头。
“那些是南面来的漕船。”另一位船夫道：“今年也不知为何，漕船这个时候就到了，往年要再等好几个月呢。这漕船过来的时候，又说其中有几艘船，因在中途搁浅，动弹不得了，只好让我们出了些船，说帮他们先运到临清，他们换了船再送回来。所以啊，这边大概四五天里，都不会有去济南府的船了。”
杨吉无奈，只好回到岸边，将事情告诉了阮元，阮元听了，也想不出好办法，道：“若是这样，再等三五天却也无妨。换了陆路，多花是时间还是要多一些，只是……”忽然，阮元想起一事，向武亿问道：“武先生，在下记得去年朝廷有诏谕，皇上今年登基满六十年，因此普免今年一年的漕赋。若是这样，今年当不会再有漕船入京了，却不知为什么，这漕船在下看来，一点不少。而且还要赶在二月中旬往京城走呢？这再往北去，只怕有些河道还未能完全化冻啊？”
武亿想想，叹道：“伯元，你毕竟为官日浅，漕务、州县之事，知之不多。这十余年间，庶政日渐困顿，苛捐杂税与日俱增，更何况做官的人又……老夫年轻时所见那个盛世，早就是过去了。普免钱粮，在老夫年轻那个时候，也曾有过，当时百姓是真的不用再多交粮了。可眼下，很多事都大不相同了。”
“这些漕船上的人，究竟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这番场景，我也见得多了。无非三种人，其一，乾隆五十九年，漕粮上便有了亏空，此番漕粮虽然普免，可还需补去年的缺，于是多征了这些。其二，今年漕粮虽然不用交了，可嘴里却说，万一来年荒歉，征收不及时，却又如何？却也不管明年荒歉与否，只先把这漕粮征了……唉，吏部那边，还得给这些人一个勤于任事的评语呢。还有，便是为了邀功，含糊其辞之辈了……”
阮元不解，问道：“这邀功先生前面说了，含糊其辞，却是怎么回事？”
武亿道：“这漕粮征收，历来有加耗一说，收一石漕粮，往往加征定例便是二三斗，有些地方推称雇船使人不易，还要再行加征。你看正赋是一石，或许有些地方，加耗也快到这个数了。这诏旨只说普免漕粮，又没说免的是正项还是加耗，有些地方便只免了正项，这加耗却照收不误……当然了，普免漕粮，本身总是个好事，总是少征了些粮，比一成不变好。”
杨吉也问道：“这些个混蛋，为了自己的顶子，百姓的命都只当作柴草吗？可为什么却是现在来运粮，现在北方只怕，有些河道还走不通呢。”
武亿不答，默默数着河上的漕船。钱大昕却道：“官场之上，欺瞒之弊早已有之，他们对下面是百般找理由搜刮，对上面，也有理由。眼下北上，有个最好的理由，便是去年漕粮，征收时多有耽搁，直到这一两个月，方才完数。也可以说，漕运河道，多有淤塞，是故晚行了几个月。总之理由是从来不会缺的，朝廷那边，却又能怎么办？智虑忠纯？竭诚为公？不辞辛劳？也只有这样回答了吧？”
武亿数完漕船，又道：“想来这一批漕船，总数却也不算多，若是明日后日，不再过船了，那说明百姓今年日子还能好些。若是越来越多，那这有漕赋的七省……唉……”
一行人想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所幸第二、三日，过来的漕船都不算多，看来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
五日之后，聊城终于又有了去济南的客船。只是这日夜里，阮元却心思重重，他们一行住在聊城府学，府学里有个小院，阮元便在院子里找了把椅子，想着坐下看看夜空。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道：“伯元，睡不着啊？老夫看啊，你这才三十二，有些把持不定，也是常事。可是你以后呢？若是因为动情，伤了元气，只恐损了寿数。哈哈，伯元，你可还没有亲生孩子呢，你不希望儿子们还没长大，就没了爹爹吧？要说朝廷里的弊政，其实可不止一件两件呢。切记，着急不得，元气充足之时，安心思考一番便好，功夫在平时，不在一日两日。”阮元回头看时，却是钱大昕到了。
看钱大昕手上，还有个折椅，阮元连忙起身，向钱大昕拜道：“辛楣先生，不知先生大驾光临，却是我疏忽了。”说着，便要把自己的躺椅让给钱大昕。
钱大昕看着阮元，也不禁笑道：“伯元，我知道我若是不坐这个躺椅，你必然会更谦虚。好吧，今日我也不客气了，后面说正事要紧。”说罢，便坐上了躺椅，也不躺着，只是坐在其上，让阮元坐了折椅。
阮元看着钱大昕这般诙谐，知道不能再出谦辞，便坐在了钱大昕带来那折椅上，问道：“辛楣先生所言正事，却不知是什么了，还望先生赐教才是。”
钱大昕望着夜空，也不禁叹道：“伯元，眼下弊政确实不少，可若是想解决这些，却只得抽丝剥茧，从头开始才是。你说，若是这主政之人，都不愿意兴利除弊，你却又待如何？你心忧百姓，眼下这许多地方督抚藩臬，和你一样想法的，又有多少？”
阮元想想，也道：“先生所言甚是，只是这天下，八总督十六巡抚，这许多人，想一时调整过来，却哪有那么容易啊？”
钱大昕道：“伯元，眼下大清之疾，不在四肢躯干，而在腹心。你且想想，若是一个人，手足受了伤不能动弹，这样是否便救治不得了？不是，可若是一个人心中，全无自救之意，那再小的伤口，只怕也会化脓、溃烂，若是伤口原本就不小，那便会危及性命了。”
阮元也能猜出钱大昕所指，当是和珅，是故点头不言。
果然钱大昕续道：“想着你我进京那年，和珅升了大学士，到今年，正好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多少敢言直谏之士，报国无门。多少逢迎贿赂之人，得迁高位。也就是这一两年来，天下暂无大事，若是有了大事，这些逢迎谄媚之人，却又能有什么作为啊？”
可接下来钱大昕的话，却让阮元不禁动容：“若只是那些德薄无行之人，贿赂公行，倒也罢了。其实老夫最不愿看到的，是你我一般的读书治学之人，竟也开始，渐渐对和珅有所进献了。若是老夫不认识的人，老夫装作看不见就是，可这其中一人……唉，就是当今的山东巡抚，毕秋帆啊！其实当日他请老夫与他一道参修通鉴，老夫便存了这个疑虑，一时未往。后来想着修史之事，不能因小失大，又想着你也在山东，才如此过来。可不想今年一过年，他竟也给和珅备了那许多礼物……那一日，老夫也是第一次，和秋帆他争辩了半日……”毕沅字秋帆，钱大昕这里是以字称之。
阮元之前对毕沅向和珅送礼之事，也有耳闻，可这日听钱大昕说了，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也不禁安慰他道：“先生，我与毕大人也见过面的，看毕大人神情爽朗，不觉得他是虚伪之人。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说不定呢。”
钱大昕道：“或许是吧……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他说他给和珅送礼，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不再为难自己。老夫便质问他，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那这官你不做了，辞官回乡最好！也省得在和珅面前，受这许多气。可他却说……却说这《续资治通鉴》，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却是如何编修至此？便是因督抚一任，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便有了银子，遍请名士参与其中。若是没了这笔进项，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著去？还说……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老夫想来，他也是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如此吧……或许，这天下为官士人，风气败坏至此，或许老夫也有过错。”
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却没有告诉他，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后面还有几句话：
“辛楣，你我都清楚，司马温公《通鉴》修成之后，整整七百年，再无上等的《通鉴》续作了！宋辽金元四史，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这书是修不出的！辛楣，我知你治史一生，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元史》，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到了现在，也只完成了一半。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又怎么修出这部《续资治通鉴》来？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辛楣，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
钱大昕一生治史，一向有两个心愿，一是重修《元史》，二是续修《资治通鉴》。可他学问繁杂，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终其一生，《元史》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新元史》，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方才圆满。可时过境迁，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元史》，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重修元史一事，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
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至少这个时候，钱大昕一直以《元史》未成为憾。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逢迎于和珅的毕沅，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而且毕沅续修的《续资治通鉴》，他已然全部看过，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颇为精当，语言也算精炼，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想到这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只是叹了叹气，便即离去。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也只好和阮元说：“伯元，秋帆那个人，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必有进益。至于其他，就不要效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