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很是卖力的解释了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力”、“生产效率”、“生产损耗率”、“汇率”等名词，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在党校培训经济课程之后面对考试的时代。好在高拱的确是个实学大家、经世干才，又在中枢摸爬滚打多年，对于理财一道确有不凡的功底——虽然大多是些过时理念，但接受起新观念来居然还真不慢，总算搞明白了高务实提出的一堆名词。
然后高务实话锋一转，把宋、明两代财政体系里头最大的差异提了出来：“所以，三伯您看，宋时工商业税收与我大明工商业税收差距何其之大！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七千零七十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两千一百六十二万贯，占比约三成，工商税四千九百一十一万贯，占比约七成。我们就算不去计较两朝银钱汇率之差别，也不去计算两朝生产力之差别，单从这个比值上就能看出大问题，我大明每年才收了多少工商业税？相比之下简直令人遍体生寒！三伯，您是实学大家，很多数据比侄儿清楚得多，侄儿先不问别的，就只问一句：我大明每年实际征收上来进到户部府库的盐、茶税，比之唐、宋，少了多少倍？”
高拱沉着脸不说话，鼻息却越来越重，过了一会儿，忽然歘地一下站了起来，快速的来回踱步，烦闷之情溢于言表。
高务实也不催问，也不出言，只是默默地喝茶。这其间内府管事探头探脑地在书房门口张望了一下，高务实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茶盘，微微摇头，又轻轻朝他摆了摆手。那管事是高拱的老人了，瞥了自家老爷一眼就知道现在进去一准挨骂，感激地冲高务实点了点头，悄声悄气地退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高务实的茶是早就喝完了，才听见高拱忽然开口：“这些事情，你琢磨很久了吧？”
高务实发现自家三伯的声音忽然沙哑了许多，抬头看去，才发觉高拱眉头深皱，表情凝重得仿佛能随时滴出水来。
高务实叹了一声，与高拱同样凝重的表情和他幼稚的面容极不相称：“您记得吗？从您前次回新郑开始督导侄儿学业开始，侄儿就常缠着您问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和数据，其中您有一次提到某年户部府库实收三百一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两白银。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此之前，侄儿曾听娘亲有次意外提起，说蒲州张氏上上下下加起来，每年约有四百万两白银的毛利收入……”
“砰！”
高拱一拳砸在自己的书桌上，恨恨地道：“这些盐狗……盐商！损公肥私，一至如斯！”高拱本来是要骂“盐狗子”的，但想到高务实的亲娘就是蒲州张氏这个大盐商家族的出身，又生生把说出来一半的“狗”字给强行咽了回去。
“三伯，侄儿并非为娘舅家说话，但侄儿还是得说……您骂错人了。”
“嗯？”高拱猛然回头，盯着高务实：“我还骂错人了？你刚才自己说的，我大明朝廷堂堂一个总理天下钱粮的户部府库，岁入不过三百万两，人家区区一家盐商，一年收入竟比朝廷还多！这是何等荒谬！”
面对暴怒边缘的高拱，即使朝中重臣也要退避三舍，但高务实不同，他仍然平静地正视三伯因为愤怒而微微发红的双眼，不卑不亢地道：“盐商的毛利自然是高的，但侄儿有几个问题不得不问。”
高拱咬着牙，从牙缝里冷冷地蹦出一个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