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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酌金风波

“世子说的极是。”李仪先是释然,接着又还是略有担心的道:“太庙献祭弄成这样,我担心的是此事不吉,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测的乱事。”

“这倒是值得担心……”

徐子先仔细想了想脑海中的回忆,京师是有变乱,不过是在崇德十三年的时候,一直强势压制百官的韩钟生了一场重病,天子三次亲临视疾,最终逼的韩钟上疏请辞,刘知远顺利上位成为左相,右相徐夏商在此之前已经告老回福州,回福州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在此之前,虽然刘知远咄咄逼人,但韩钟应对得法,始终不露破绽,刘知远和天子都没有办法逼迫实力强大的左相辞职,天子若下诏免相,恐怕知制诰的翰林学士们没有一个敢于承旨,诏旨除了要政事堂制诰房制诰之外,还得御史中丞副署才算合法,政事堂代表国家中枢的大脑,尚书省则是执行政务的最高机构,御史台则是监督百官,同时也有监督天子的诏旨是否合乎情理律法,如果御史台感觉天子的诏旨不合律法情理,则由御史中丞负责封还诏书。如果中丞不愿为此事,御史台的都御史们都有这个权力,他们会争先恐后的干这种事,没有风险,还能留名千古。

这也是大魏太祖御制铁碑留下来的好处,不以言罪人,行事要有法度,这可都是刻在铁碑上的煌煌圣训,虽然现在太祖的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但二百多年下来的传统就是这样,任何一位大魏宗室,不管其性格如何,治国理政的手腕高低不同,已经很难脱离大魏的这套体制了。

开国者可以建立一套体制,而其后的人就只会在开国者建立的体制之下行事,推翻这种体制需要的威望,政治手腕,权力,还有魄力都是缺一不可。

任何想破除体制的行为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大魏武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位皇帝也算雄才大略,但行事多不受成法约束,甚至多次亲征北虏,深入不毛。

虽然禁军在武宗的调理下战斗力提升极大,多次战事获胜,但皇帝死后的谥号也就是武宗,朝官用这种办法来抗议不守成法的天子,也是一种不太隐晦的对死去天子的批评。

韩钟党羽众多,掌握着朝廷的实权,天子的诏旨一下,定然会被都御史们驳回来,除了引发朝堂震荡之外,没有任何的好处。

如果韩钟感觉不被信任,羞愧致仕,会引发更进一步的连锁反应。

而更可能的结果就是韩钟反过来质问天子的决断,以韩钟的刚烈秉性来说,更大可能是后者。

这一下乐子就大了,左相不仅不辞职,反而质问天子,如果天子掌握不了局面,很可能被迫下罪已诏来挽回混乱的局面……

要是事情演化到这种地步,大魏朝堂可就没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局面会更加的危险,所以天子隐忍数年,一直到韩钟重病,其党羽纷纷选择投靠刘知远,在这当口天子亲临视疾,连续三次,最终逼迫韩钟退位。

而韩钟在回秦凤路老家的半道上被人截杀,全家老小二十余口全部遇难,当时舆论大哗,天子亲自下诏彻查,政事堂的宰相居然被暗杀,当然是大魏的丑闻,但这件事查来查去都没有结果,一直到东胡攻克京师,崇德帝自杀殉国那天,韩钟被害的案子都没有被侦破。

到近一年之后,消息逐渐传开,刺杀韩钟的刺客就是刘知远所派,而刘知远也早就被杀,这件案子,只能令人嗟叹几声了。

徐子先仔细想了想,心中隐隐有所警惕。

京师的水实在太深,也太凶险,此前自己以为过了一关,有些情绪过于放松,看来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

“李公放心。”徐子先再次举起斧头,劈开一根圆木,他说道:“我会多带人手,小心行事,袭爵考试之后,立刻返回福州。”

“这就是了。”李仪欣慰的道:“世子英明天授,只要心生警惕,那是无人可以对世子有所不利。”

李仪继续赞道:“秦典尉说,刘益只是告诉世子怎么发力和出招的招式,怎么转化利用,得靠世子自己来练。短短月余时间,世子一直坚持以站桩,打桩,还有劈木的办法来训练发力,每天最少练四个时辰,还和将士们吃住在一起。甚至十余天不回内宅,仅从毅力这一方面来说,已经很少有人能及得上世子了。”

现在已经进入十一月份,这是文宗年间编制的天观历,徐子先感觉还是并不完善,有很多粗疏的地方,总体来说还算合格。

气温估计已经降到白天十五六度,夜晚五六度左右,很快会变得更冷,这个时代的福州,白天十度左右,夜晚零度左右的天气也会维持一个月左右,那是相当的冷了。

近海多水地方,空气较为潮湿,湿度很大,加上天气寒冷,湿冷的滋味相当难熬。

每到年底的时候还会下一两场雪,对后世很多福建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的经验。

这个时代广州也一样可能会下雪,这并不奇怪。

当然相对来说寒冷的程度不能和北方相比,而且时间也短,也就一个月左右,到一月份时天气会开始转暖,二月时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福建路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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