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且不甘于束手待毙，李潼就一直在考虑该要怎么活下去。
政治上对他奶奶武则天的迎合表态，仅仅只能满足他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已。别看他眼下一副当红炸子鸡、宾客盈门的煊赫，但这其实都是不怎么靠谱的假象。
他的生死荣辱，仍在他奶奶的一念之间。想要真正有尊严、能独立的活着，唯有自己能够切实掌握的力量才是根本。
他是一品的郡王，或许能借重一部分朝廷公器的力量。但事实上，这些力量仍不怎么靠谱。只看去年闹得挺欢腾的李氏宗王作乱，直接被打得落花流水。
初唐权力结构，就是重内而轻外，这也是武则天能够篡唐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高宗时期，瓦解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勋贵集团，自此之后，在中枢格局中，便再也没有一股政治力量能够抗衡皇权。
如果换了安史之乱后的年代，武则天如果敢这么折腾，哪怕权术再怎么高明，也绝对不会有成功的可能。各地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可不是吃素的，与其看着一个李家老媳妇瞎折腾，天子何如我自居之？
朝廷公器，李潼是不敢窃弄太多，在他奶奶眼皮子底下搞这些小动作，那是纯粹嫌命长。但除了朝廷所掌控的力量之外，关陇、河洛之间的法外力量同样很强大。
像是高宗仪凤年间，关中大饥，盗匪横行，以至于天子就食河洛，仪驾都不敢轻易出动。
这一时期，正逢府兵制瓦解崩溃，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当中的混乱，便是李潼的机会所在。至于该要怎么利用机会，效果又大大的不同。
秦汉以来，编户齐民便是中央政府得以集权的不二法门。直接的隐蔽人口、将流民藏匿在田庄、别业中，这虽然也是一个手段，但隐患同样极大。
一则效率不高，李潼不过只是一个出阁半年有余的宗王而已，真要从这方面入手，他甚至连一个寻常乡野土豪都竞争不过。
二则也是将自己直接摆在了朝廷章法的对立面，就算近在河洛之间能够招募藏匿成千上万的人口，当他奶奶是瞎的？
既然不能直接控制人口，还是要从生民日常生活入手去施加影响。生人在世，衣食住行几样事而已。由这几样事入手，便能直接影响到民众生活。
民以食为天，食物自然是最重要的生计所在，对人的影响与干涉也大。但这件事就连朝廷都做不好，民众因饥而逃，换了李潼，也同样是无计可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且不说他根本不敢私下大规模赈济，就算是有这样的想法，倾家荡产能救几人？
住同样不好操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且不说广厦与否，就算是耗费财力兴建几个流人聚居地，一旦遇到朝廷检索扩户，难道还能打包带走、隐藏起来？
至于行就更不必说了，他自己还得老老实实蹲在神都城里趴窝呢。
所以从衣料入手，是李潼觉得实际可行的一个切入点。言简意赅的“故衣社”，兼顾赈济与谋利。他也不是言必称利，任何没有利益驱动的行为方式，都不具备时间与空间上的延伸性。
如果没有一个长期谋利回血的手段，单凭李潼一人财力，也不可能将之做大做强。
所以他给这个故衣社设定的门槛，一是府兵亡户，二是捐麻入社。
选择府兵亡户，道理也很简单，除了李潼那并不单纯的意图之外，府兵的组织与服从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就是府兵亡户相对于普通民众，社会关系要更加单纯。
府兵肇始于西魏、北周，大成于隋唐，满打满算到如今虽然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府兵本身就是高耗损人群，当中这两百多年又几经改朝换代的大换血，所以并没有形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宗族人伦关系。
宗族人伦这种社会关系，其顽固强大是能够与朝廷章法向抗衡的。往大了说的关陇勋贵集团、山东世族豪门，往小了说乡里土豪宗亲，就连朝廷律令章法都很难渗透进去，更不要说李潼那些敲边鼓的小伎俩。
将麻作为一种结社的媒介，李潼也是思忖良久才做出的选择。
首先，麻是一种经济作物，其应用广泛，绝不仅限于纺织品这一个用途，织网、造纸，种子食用、榨油，油渣又可以用来饲养牲畜之类，所影响到的范围可谓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延展性。
其次，麻价格低廉且分布广泛，获取的途径简单，产出量大，即便是大量囤积，也上升不到会令朝野忌惮禁绝的程度。普通的麻皮，饥不能食、渴不能饮、寒不能衣，哪怕是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流民，也不会将之当作多么珍贵的物品。
第三，麻的加工工艺由简入繁，由粗劣到精致可以产生出来不同的商品，因此也能契合故衣社由草创到繁荣的发展轨迹。
这第三点是很重要的，大凡穿越众，常有大开科技树的梦想，但就眼下而言，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困境，那就是工匠缺乏。
时下而言，匠户不同于寻常户籍，是由官府直接进行管理、掌控的，寻常如泥瓦工、精巧如金银匠，这一类的人才在民间是奇缺的，几乎不存在大户人家大批豢养的可能。
想要自己从头开始培养，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要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了安史之乱，两京接连被乱军攻破，造成朝廷所掌控的匠户大量流散于市井之中，其后中央权威持续衰弱，再也没有了将这些人力集中起来的能力，民间的手工业才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
像是李潼之前还在感慨，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哪怕不与普通民众发生任何接触，这一生同样可以过得无忧无虑、无缺无失。
但这一状况在中唐之后便不复存在了，朝廷直接控制的工匠人力严重不足，以至于日常生活消耗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和市采买。也正因为这一点，禁中的财证权便逐渐落在太监们手中，更让他们有了弄权的基础。
白居易有诗《卖炭翁》，讲的就是中唐之后，宫市贸易中，太监们恃强凌弱，巧取豪夺。
这种现象在当下并不多见，因为朝廷本身在京畿周边便掌握着众多的炭场，有的时候阴雨连绵，洛阳市里没有足够的柴炭，甚至还要入市济缺。